二○○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舉行的名為「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研討會上，一位演講人打破禁忌，講述了一個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故事。開始時，這個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一直進行得平穩而融洽，來自中國、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們從多重角度探討了與北京城相關的議題，與會者提供了數十份論文，內容涵蓋北京的古建築、傳統文學以及民國時期的戲劇。一切都很專業、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就像學術研討會應該的那樣。但是第二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陳丹青──受邀參加圓桌討論會的一個藝術家──站起來發言了。
他說，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來都為權力者所主宰，歷代帝王、毛澤東、今天的市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國際大牌建築設計師，概莫能外。正是他們的意志，決定了北京的都市風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順從他們的意志，不斷地從城區搬到郊外。至於北京的「文化記憶」，則要麼百孔千瘡，要麼一片冰封。他說他仔細看過提交給會議的每篇論文的標題，所有論文談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時代」──那是前共產黨時代，官方允許有「文化記憶」的時代。這很像是老人的記憶，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記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記得越清楚。
發言結束前，他說他想講個小故事，也許能稍稍把斷裂的記憶連綴起來。故事很簡單：說的是個男人，一個北京人，一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黎明前從天安門廣場逃走的人。這個人跑啊跑啊，巨大的恐懼驅趕着他，他發瘋似地往家奔跑，一路上邊跑邊高聲詛咒着，直到背後的槍聲漸漸離他遠去。當跑到美麗的後海一帶，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聲音：伴着樹叢中嘰嘰喳喳的鳥啼聲，傳來一陣洪亮悠揚、拖着長音的唱腔。他停下腳步，傾聽着，慢慢定下神兒來：這是老北京人練唱京劇時吊嗓子的聲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的那個北京的都市之聲。
丹青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整個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插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天會後，聽眾中的一個學生在北大網站上貼了篇長長的報道，形容丹青的演講，「使整個會場為之震動！」在一個人們說話越來越斯文、越來越拐彎抹角的年代，丹青的勇氣深深打動了他。「但是我發現」，這個學生接着寫到，「那些（在丹青發言之後）對他表達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沒有中國大陸的學者。一個也沒有。」
我幾乎是立刻獲悉丹青北大講話內容的。當天正好在現場的朋友會後給我打了電話，生動而興奮地描述了整個過程。這事顯然不同尋常，值得向人轉述。但朋友也提到丹青持有美國護照，這給他提供了保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成了他「勇氣」的注腳。朋友在猜測着，此事會不會對陳平原產生甚麼影響。作為中文系的教授，他是這次研討會北大一方的組織者。陳平原沒有陳丹青的那種保護，如果有人向「上面」打個「小報告」，他可能會為這次「事件」承擔責任。畢竟，這種事在過去屢見不鮮：實際的麻煩製造者被饒恕，而那些本該是阻止麻煩發生的人卻受到了懲罰。換個說法就是：放過罪犯，逮住警察。這種做法看似專橫但卻十分有效：它使更多的人變成了警察。
[……]
我後來和丹青通了話。他說他「完全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經受了甚麼。「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他嘆了口氣，「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
他接着說：「今天的大學生活，不過是一份職業而已，都是個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員，就像我得到這份工作時那樣──我拿學校的工資，靠學校分房等等──否則你不會明白真相。」他描繪的真相，可實在不大美妙：教授們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麼是虛偽的市儈，要麼是窩囊的膽小鬼。他們對更崇高的理想無動於衷，也缺少真正的學術熱情，只對維護和提升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有興趣。真正的思想與學術爭論已是昨日黃花，教授們真正為之奮鬥的，不過是權力與物質利益而已。
「我現在明白了，為甚麼我的學生對他們的老師抱着某種輕蔑，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老師們表現得像一群膽小鬼和偽君子，」陳丹青說。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大學裏絕不會被完全信任，也不會被允許接近任何有權力的位置，因為他離開得太久了。「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有甚麼計劃：是真想做些事情呢，還是混口飯吃。我說當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現在我明白了，我絕不會在這個體制內產生任何影響。」
查建英：中國現在的大學（節選自作者即將出版新書《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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